自1944年豫湘桂战役失利之后，昆明物价暴涨。闻一多薪资有限，家庭负担甚重，不得不夜以继日代人治印换取零用钱。但闻一多操守极严，贪污或发国难财起家的权贵请他治印，都被他拒绝。

　　在西南联大，闻一多有“两最先生”之称:最受同学欢迎;他认识的学生最多。那时闻一多四十岁，开大一国文课。他穿长衫，留着不长的胡子，显得很特别。汪曾祺回忆:楚辞班人不多。闻先生点燃烟斗，打开笔记，开讲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乃可以为名士”。

　　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，长一尺有半，宽近一尺，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上的。闻先生教古代神话，非常叫座。不仅中文系的、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课，连理学院、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。

　　在中国近代史的叙事中，闻一多先生是一位斗士。在影视作品里多见他在李公朴遇害后慷慨激昂的演说，面对白色恐怖的威武不屈。

　　当我们在长沙、昆明和蒙自寻访西南联大遗迹的时候，看到更为真实的他。

　　“亲爱的:午睡醒来，我又在想你，时局确乎要平静下来，我现在一心一意盼望你回来，我的心这时安静了好多。”“妹，今天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，心里想到等你回来看着高兴。荷花也打了苞，大概也要等你回来开。

　　这是闻一多 1938 年7月间致妻子高孝贞的信。这些情意温润的言辞透露出深挚的赤子之心。

　　(摘自《青年作家》2021 年第6期)